人口变动背景下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逻辑转向与实践路径

（一）人口规模缩减引致职业教育内外部的生源危机

从2016年起，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跌，2022年新出生人口更是跌破千万大关，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相关人口学模型预测，我国人口规模将持续缩减，形成新一轮的人口结构转向。按照我国基本学制推算，以当前的人口出生规模，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峰值将出现在2031年与2034年左右，随后适龄人口大幅减少，职业院校将面临巨大的招生压力。

一方面，从职业教育系统外部来看，职普之间的生源竞争将持续加剧。适龄生源的减少对普通教育招生来说亦是挑战，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约为954万，而同年普通高中招生数约为1036万，这意味着以当前的普高招生规模，2039年即便人人上普高，学位仍有余量。而受制于我国长久以来“重普轻职”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劳动力市场对职教人才的学历歧视，家长对于孩子上普高的意愿远远高于职业教育。在生源总量萎缩的背景下，为吸纳生源维持办学规模，普通高中及本科院校可能会降低录取门槛，再结合相对充裕的学位数量，势必进一步加剧职业院校的招生困境。事实上，当前中等职业教育作为独立学制，其存续的合理性已经成为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这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将会是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生源层面的危机不仅存在“职普之争”，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也将更为激烈。在岗位资源有限而求职者众多的存量竞争时代，职业院校本身的办学质量将成为其能否生存下去的决定性因素。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办学资源丰厚，能够以高水平的产教融合提高育人质量，通过鲜明的办学特色凝聚品牌效应，帮助学生在就业市场占据优势地位，那么自然也能持续保持甚至增强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反之，处于人口净流出区域、办学条件较为薄弱且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不匹配的部分民办职业院校，将率先面临生存压力。而生源的枯竭又将直接导致学费收入以及人头拨款的锐减，财政投入绩效降低，进而引发师资流失、教学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难以摆脱“关停并转”的命运。因此，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马太效应”将愈发显著，职业院校的规划布局也将随之步入大规模调整阶段，办学效率与产能偏低的职业院校将逐步退出市场。

由上可见，面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的外部竞争压力以及职业教育内部调整过程中的生存需求，传统职业教育依赖规模扩张、秉持“以量取胜”的粗放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现实要求，相关各方须主动探寻新的发展方向。

（二）人口结构变动带来职业教育技能供给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带来绝对人口规模缩减的同时，往往还会呈现出少子化与老龄化现象，各种因素交织，共同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逐步转变。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比已降至15.79%，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上升至15.63%，后者占比已远超联合国划分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同时，我国老年抚养比22.8%，少儿抚养比23.0%，二者几乎持平，表明社会负担的重心正从抚育下一代逐步过渡至赡养上一代，这直接推动了职业教育所面向的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的转变。

在劳动力供给层面，少子化趋势导致国内适龄劳动人口数量持续缩减，企业用工成本逐步上升，为保障自身利润水平，企业会主动推进技术革新与自动化改造，以此替代人工劳动岗位。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大发展的当下，劳动力市场对高端技能、复合型技能以及驾驭新技术的数字素养需求正大幅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端，即职业院校技能供给的结构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迭代要求。然而，职业教育作为制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其技能供给机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个专业的设置、一套课程的开发、一批教师的培养，通常需要数年周期，这与当前产业技术迭代的短周期形成鲜明落差，由此可能引发技能供需之间的错位与学生就业的结构性失衡。

在社会需求层面，社会的深度老龄化正在带动“银发经济”相关产业的崛起，在康养护理、康复医疗、老年心理关怀、智慧养老产品服务、适老化改造与管理等领域催生大量且专业的技能人才需求，然而当前职业院校的相关人才供给仍存在巨大缺口，导致技能人才的供需失衡。如四川省2024年全省养老服务行业人才需求量达7820人，但当年中职、高职相关专业毕业生仅分别为1814人、1304人，且中职毕业生多以升学为主，人才培养规模远不能满足行业增长需求。此外，目前部分身体健康、有意愿的老年群体本身也构成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对象，其再就业与社会参与需要相应的技能更新与适配培训，同时在职劳动力为适应产业转型而进行的持续性技能更新与转岗性技能重塑，也已成为贯穿职业生涯的常态需求。此类需求对当前职业教育体系的课程、师资、教学方式与技能培训等提出跨领域、即时性、模块性和合理认证等新的要求，需要职业教育体系的及时响应与调整。

（三）人口空间流动造成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冲击

人口的空间流动也是职业教育体系改革需要考量的重要人口因素之一。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6%，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长69.73%，其中，深圳、上海、广州等东南沿海省份是主要流入地，反映出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活跃程度持续上升。研究表明，少子化越显著的地区，其人口和产业向市区等中心地区聚集的程度越高。人口在城乡与地区间的空间流动与不均衡分布，对于原有偏向静态化、行政化的职业教育治理效能的发挥形成新的考验。

一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现行的职业教育财政拨款、教师编制核定、基础设施投入乃至招生计划分配，传统上是基于特定行政区域内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行的，其中人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条件。未来在大规模、高强度的人口流动指向下，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需求也随之发生转移，若原有资源配置规划不能及时调整，就有可能造成资源的结构性错配。即人口持续向都市圈、城市群和县域中心城市集聚，导致人口流入地资源紧张、学位不足；而人口流出地资源闲置、利用率低下，造成一定程度的公共资源浪费，削弱了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效能。

二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是“政府统筹、地方为主、分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职业院校的招生、教学、经费、人事等核心事务，都归属于其所在的行政区划政府管理，这种属地化管理模式在人口相对稳定时可以充分调动地方主体的积极性。然而，当人口与经济活动突破市界、省界，在以城市群、经济带为单元进行一体化组织时，属地化管理体制在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隐性的行政壁垒。如现有的职业教育治理对于有效支持跨省域的招生协同培养、师资共享共聘、学分互认互换以及实训基地共建共用等方面还有待完善；而学籍管理、财政补贴、质量评估等制度性区隔也成为职业教育跨区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以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阻碍因素。

三是在考核评价方面，尽管当前我国对于职业教育的办学评估，如项目审批、绩效奖励、社会声誉评价等已越来越多元化，但在一些核心的量化指标评价方面仍倾向于采用统一的统计口径，如升学率、就业率、技能大赛获奖数量等，这对于区域定位差异、资源禀赋悬殊、服务对象不同的职业院校来说，评价结果难免偏颇。尤其是处于人口流出地、人口收缩型城市的职业院校，可能会为了维持评价数据的“美观”而忽视自身特色，无法安心立足乡土，积极探索服务社区、传承技艺、开展成人再培训的“小而美”生存之道。最终，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多样性、适应性与韧性发展可能会受到抑制。

（一）发展范式：从“规模本位”转向“质量本位”

过去数十年，我国职业教育以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招生数量、提高入学率为主要目标，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致力于解决工业化初中期所需的初级技术技能劳动者供给量问题。其中，中职规模庞大，高职处于补充地位，普职体系界限分明，形成以中等职业教育为基座的“金字塔型”体系结构。

这一结构的稳定性建立在两个逻辑假设之上：一是人口持续增长，能够无限供给；二是我国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对于标准化的技能劳动力需求规模较大。在此基础上，职业教育体系更多承担着“筛选与分流”的功能，即在“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导向下，将一部分适龄青年分流到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以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参与国家经济建设。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的双重假设前提已不复成立：一方面，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生源总量持续萎缩，尤其是作为“金字塔型”结构底层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越来越困难，规模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普及，简单重复性劳动岗位被大量替代，社会对掌握复杂技能、具备创新能力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迅速被放大。

因此，“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即要以劳动年龄人口的更高素质有效弥补因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职业教育通过对不同年龄段人口施以高质量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技能形成和积累，可以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不可或缺的战略性人力资本支撑。

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并强调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从“规模本位”到“质量本位”的发展范式逻辑转向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依据。通过强化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拓展中高贯通的培养路径、大力发展职业本科等政策导向，拉长技能人才的培养周期，提升人才培养层次，为学生创造“职业带”谱系上的纵向跃迁通道。如此，人口红利消退后，才能促使职业教育真正创造“技能红利”“人才红利”和“质量红利”，维持国家竞争力。

（二）服务面向：从“学龄教育”转向“全龄教育”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当人口总量“增量”递减时，经济增长的杠杆可转向“存量”人力资本的提升，来抵消劳动力边际产出的递减趋势。因此，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以职业教育激活存量劳动力的潜能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长久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以政府为主导，以职业学校为主要载体，由此形成两个较为鲜明的特征：一是以学龄阶段的应届生为主要服务对象；二是主要提供学历教育，学习者在完成学程后即与教育系统分离，具有终结性的教育特征。以学校教育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系，可依托统一的制度设计提高技能供给效率，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高效培养大批可直接对接就业岗位的技术技能人才。

但在新的人口背景下，技能需求的社会主体以及对技能的内容、传授形式等要求均更加多样：

一方面，社会的老龄化趋势致使很多离退休人员成为新的技能需求主体，连同转岗人员再就业、农民工群体高质量就业、残疾人群体灵活就业等多元诉求，需要更为弹性丰富的技能培训体系，以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技能培训服务，帮助社会多元群体保持生产力与社会连接，充分挖掘存量劳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适龄劳动力不足的同时，也可缓解老龄化的社会压力，并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

另一方面，产业技术的快速迭代将导致市场岗位职能的不断变化，并且随着延长退休等政策的出台，个人的职业生命周期正在延长，人在一生中可能会经历多次岗位甚至职业转换和技能升级，因此，作为“一次性就业准备”的职业教育也应随之拓展自身功能，向覆盖劳动者整个职业生涯的“技能形成与更新”体系不断演进。未来，职业教育体系应与终身学习体系相辅相成，提供从职前教育、在职提升到转岗培训等全链条内容，服务于各年龄阶段人群技能学习的需求。由此，延长劳动者的职业寿命，提升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使职业教育真正做到支撑个人职业生涯的技能发展。

（三）治理逻辑：从“集中管理”转向“多元共治”

人口格局的变动使职业教育治理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传统线性思维和确定性管理模式将难以适应。过去在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如人口的持续性增长、区域间人口流动性不高、产业技术迭代周期较长等），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集中管理”的治理逻辑，其治理工作主要依托国家制定的政策展开，采用科层化的执行体系，即在整体目标确定的情况下，由上级政府统筹，逐级进行资源分配、标准制定等各项工作。

该治理框架下，政府是规划的核心单位，肩负着明确招生总体规模、专业目录架构、经费分配计划以及办学评估准则的责任；地方管理部门和学校主要充当落实者的角色，确保规划目标得以有效落实。层级明晰的执行体系能够高效落实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规范基本办学要求、均衡区域基础水平等多项任务，其目标明确与行动统一的特点让各方资源得以集中，进而有序推进任务落实。

然而，在人口负增长与大规模、高频率空间流动的现实背景下，社会层面需要构建更高灵活性、更强弹性与更广泛开放性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相关治理模式突破政府作为“单中心”的格局，转向构建多个治理主体的“多中心”网络。多元治理结构中政府、行业组织、龙头企业、职业院校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主体均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影响力，彼此间通过互动、协商与合作共同影响职业教育走向，从而推进治理格局从层级明晰的科层体系转向扁平化的网格化体系。

在此逻辑下，政府的宏观引导、行业的标准制定、企业的实践需求、院校的教学实施能够有机衔接、同频共振，职业教育关键主体的发展能动性被充分激发，各区域职业教育治理目标也更具弹性。在一个能够持续自我调适、激发内生活力的治理体系下，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应对人口结构性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整体韧性。

（一）以贯通培养与差异化定位为导向，夯实内涵式发展根基

人口负增长带来的生源危机正推动着职普关系从政策设计中的“分流”走向市场博弈中的“竞争”，而职业教育若想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则需要摆脱作为普通教育“附属品”的被动定位，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上坚守鲜明类型教育的自觉，在升学通道和培养定位两个关键维度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实现从被动分流到主动选择的转变。

1.以“橄榄型”体系建构贯通衔接的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地位，并明确了从中职到高职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之间的升学通道，为构建纵向贯通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贯通路径的高效运行、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还有赖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的整体优化。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完成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的结构转变，应成为契合人口格局变化与产业发展需求的重要战略方向。

在“橄榄型”体系结构中，中职作为职业基础教育，承担着“宽基础、厚文化、强素养”的育人功能，应通过强化文化基础课程与通用技术课程，改变过早分流对学生认知发展造成的局限，为学生后续的纵向跃迁保留可能性与开放性；同时，可根据专业特点与职业人才成长规律适当拉长职业教育学程，以系统设计替代分段培养的碎片化拼接，使学生能够在同一专业领域持续深耕，实现从技术技能积累到应用能力提升再到技术创新能力养成的梯度递进，真正实现中职与高职、职业本科之间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积极探索职业本科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衔接机制，为劳动者在职业生涯过程中的学历进阶提供可行性路径。

2.以高水平产教融合打造职业教育差异化的培养定位

面对普通教育在基础学科知识传授、学术素养涵育方面的传统优势，职业教育必须在差异化竞争中寻找突破口，以鲜明的类型特色赢得生存空间与社会认同，而类型特色的内核，在于其对产业实践、技术前沿与岗位需求的精准把握。高水平的产教融合不是浅层次校企合作或形式化的实习基地建设，而是落实到课程、教材、师资、教学等人才培养核心要素层面的深度融合。即行业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流程、岗位规范能够实时转化为课程内容，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研发课题能够深度融入教学过程，产业一线的技术专家、能工巧匠能够常态化参与课堂教学等。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建设的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是承载这一深度融合使命的制度化载体。要使这些产教融合型组织真正发挥价值，关键在于实现其从“项目申报”到“实体化运营”的实质性转型，如联合体与共同体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或明确的治理结构，能够统筹协调区域或行业内的职业教育资源，在人才共育、课程共建、师资共享、技术共研、利益共享等方面形成稳定的运行机制。政府则通过购买服务、税收优惠、项目支持等政策工具，为这些组织注入持续发展的动能，使其真正成为连接教育与产业、沟通学校与市场的“枢纽节点”。

事实上，市场的选择已经在悄然发生转变。近年来，就业市场上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批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职业本科院校毕业生，其就业竞争力、起薪水平与职业发展后劲，正在逐步超越部分理论脱离实际、专业设置滞后的民办本科院校。越来越多的家长与学生在用“选择”表达态度，逐步意识到与其追求一个社会认可度较高的普通本科学历，不如选择一条真正能获得扎实技能、实现体面就业的职业教育路径。这充分说明，当职业教育真正以差异化的培养定位、高水平的产教融合、真实的教育价值回应社会需求时，“类型教育”的吸引力将不再是政策倡导的结果，而是市场选择的必然。

（二）以终身学习制度与灵活供给为关键，构建全龄技能服务体系

新增劳动力的持续减少，使得提升现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延长其职业生命周期成为维持社会经济活力的关键。职业教育的使命需要从服务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扩展到服务所有社会成员的技能提升、转岗转业和职业发展需求，通过构建一个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全龄技能服务体系来应对人口变局。

1.探索“整合式培训”的中国路径，以融合服务拓展全龄教育面向

实现全龄服务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与企业培训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壁垒与功能分割，使职业院校转型为开放的区域技能服务站。为此，“整合教育与培训（Integra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IET）”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IET源于国际实践，其核心是将成人基础教育、劳动力准备活动和具体技术技能培训同步进行、深度融合。

在中国情境下，职业院校可结合区域人口结构与产业需求，开发面向不同群体的整合式培训项目。如面向在职员工，可与行业企业合作，将员工的学历提升需求、岗位技能升级培训和通用职业能力发展等打包成一个综合性培养方案；面向失业或转岗人员，可联合人社部门和地方社区，提供包含基础技能补习、新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的“一站式”服务；面向老年群体，可与社区教育机构合作，开发既能满足老年人兴趣爱好，又能提升其数字生活技能、健康管理能力的课程，甚至探索“银发人才”再就业的轻型职业技能培训等。

此外，职业院校拥有优质的实训设备、教学场地和专业师资等宝贵的社会资源，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职业院校资源向社会全面开放。如在非教学时间，向社区居民、中小学生和企业员工开放技能实训室、大师工作室，提供技能体验、科普教育和短期培训服务；或将建设高质量的在线开放课程免费或低成本地向全社会开放，服务于学习者的碎片化、个性化学习需求等。

2.推进学分银行与学习成果互认的实质性落地，以机制保障支撑终身学习

学分银行本质上是一个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管理平台，使学习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学习成果，如学历课程学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企业培训结业证明等，都能经过权威认证后存入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实现“零存整取、通存通兑”。因面对形态各异的非学历学习成果，需要组织行业专家、教育专家共同制定科学的等值换算标准与认证程序，因此落实学分银行与成果互认制度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

可在区域层面先试先行，借鉴“长三角学分互认联盟”的成功经验，建立区域性学分互认联盟或学习成果认证中心，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率先打通课程互选、学分互认通道。如企业员工参加的高水平在职培训课程，经认证后可转换为成人学历教育的相应课程学分；中职学生获得的某些高级别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在升入高职阶段时申请免修部分专业课程；社区老年人完成的健康管理系列讲座，可积累为社区教育学分，并纳入其终身学习档案。当这些机制通道真正畅通，学习者的每一次投入都能被记录、每一份收获都能被认证、每一个阶段都能与下一个阶段相衔接时，终身学习便从美好的理念转化为可触可及的制度现实，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也才能真正成为支撑全民终身学习的轴心与支柱。

（三）以省级统筹与制度支撑为突破口，创新现代化治理格局

现代化的治理模式是职业教育体系高效运行的前提与保障。当复杂的人口背景与多元的社会诉求相结合，对职业教育提出统筹协调、动态适应、创新活力等高质量的治理需求时，更需要优化治理策略以及时应对。

1.强化省级统筹，实现省域内外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化与协同发展

在我国“中央—省—市—县”四级治理架构中，省级政府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具有独特的区域统筹优势。《职业教育法》已从法律层面进一步强化了省级政府的统筹权，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职业教育发展”。因此，省级政府需对省域内的人口变动趋势保持敏感性，结合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国土空间规划等因素，对支撑省市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进行科学预测，并结合需求制定全省职业教育的总体发展规划。

一方面，在省级层面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推动优质资源向人口持续流入的重点区域、行业、院校集聚，形成与人口分布结构、区域功能定位相匹配的职业教育空间布局。如重点支持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在财政投入、土地规划、课题立项等核心要素方面给予相应支持；对于办学与就业质量持续走低、生源数量严重枯竭、自身特色不够鲜明的职业院校与专业，则可在合理框架内对其教育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或有序退出，从而提高资源的应用效能。

另一方面，省级层面还需兼顾公众对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诉求，构建“基础规范+特色贡献”的分类评价体系，对于区位偏远、基础薄弱但承担着服务乡村振兴、民族文化传承、特殊群体教育等使命的院校，其评价指标应充分体现其在特定领域的价值，而非简单套用升学率、竞赛获奖率等统一标准，从而引导院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摆脱同质化竞争。

同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协作、专项项目倾斜等方式，对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给予必要的补偿性支持，确保基本办学条件与教学质量底线，为其特色化发展保留空间。此外，还需以省级政府为依托，探索建立跨省的协调制度与机制。如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人口与产业跨省域高度流动的区域，可尝试突破省级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依托跨省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平台，促进区域内职业教育招生与培养工作的一体化推进，进一步提升技术技能人才资格认定标准的跨省域互通水平，以此契合流动人口在不同省份间就业的客观需要。

2.完善治理制度框架，激发多元主体的内生活力与创新动能

吸引多元主体实质性参与职业教育是多元治理的核心诉求，其关键在于为多元主体的合法参与构建制度性框架：

一是可通过地方立法或行政授权，明确行业组织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审批、办学质量评估中的法定地位，使其意见成为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必要参考条目，并合理增加意见的采纳权重。

二是以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和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探索符合现实需求的多类型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鼓励企业以资本、技术等方式深度参与院校的办学与治理，推动企业以出资者身份参与院校的关键决策。政府加强推广“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政策，确保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在项目审批、信贷支持、用地指标等方面获得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在校企合作项目中明确产权边界与收益分配制度，保障企业生产价值的落实，从而实现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

三是以绩效评价制度改革激活社会力量的监督效能。引入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独立的质量认证与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社会声誉等挂钩，形成“质量决定资源、声誉影响生存”的市场化机制，以此化解潜在的“行政干预过度”困境，构建以需求为导向、以质量为核心的职业教育治理新格局，切实化解人口负增长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实现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供给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作者：陈鹏，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